摘要：第五，加强对第三方参与立法的监督和指导。 ...
理由简单扼要，具有抽象性，从而针对各个"地方性"的经验感觉、理解思路、论证期待，具有较好的涵盖应对能力。
相反，对办案者而言，熟知法律已成事实认定的认知背景，法律规定的构成要件、相关要素等知识框架，必然使办案者倾向责任的集中认定，剔除其认为的无关联事实者。相反，若侧重一事归一事，则案件审理虽易迅捷，但可能遗漏必要的关联法律问题处理，使某些必要的责任认定跳出审理视野，在让办案者果断处理纠纷时又存遗憾，因为，事出有因总需给予恰当的权衡，进一步，也属重要的，遗憾同样会导致对办案者能力的怀疑，司法公信亦被质疑。
本文同时认为，就马锡五审判方式而言，将文学作品与相关史料相互印证以求微观细节的可能真实，也属一厢情愿，因为，其完全可能存在循环论证，即文学作品的真实，依赖相关史料的印证，而后者真实，又依赖前者的印证。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理论博士研究生和芫协助查找相关文献，特致谢。[14]这种观点往往是上述环境决定论的修正改版，即认为今天部分环境如不发达地区仍似当年。这并非说，自研究始，没有关于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具体运行描绘。首先，尽管张柏因身份差异可区别于其他受到刑罚的张金才等人，但在一般人的情理思考中，他们之间亦存疑问的传递性。
从《刘巧儿告状》和《刘巧团圆》观察，除案件当事人如封彦贵、张金才、媒婆和朱姓富人，其他旁听及参与讨论的一般群众，对封张婚姻一致赞同，但对其他问题皆存异议，而不可忽略的是，如原裁判员所担忧，异议（如怎样处理卖婚、抢亲）对封张婚姻的圆满亦存影响，即异议的各种问题若不能较有效地解决，封张婚姻的结局，将有遗憾。[77]此时，众人都说，‘对着啦，对着啦。应当承认，当通过语言获得法律信息的成本不高，或没有障碍，司法中"文学化"的需求，就会逐渐减少，甚至最终消失。
但在调解中，依然可看到祖母如何顺利地通过"文学化"作用，来接受法官提出的"法律意义上的对错"。[27]广东佛山地区的基层法院法官、广州中院法官，特别是较为年轻的法官，他们有时认为这不重要，甚至多余。[3]本文集中讨论这种实践在司法日常话语中的表现。老庭长（此时山东省垦利县人民法院永安法庭庭长）"醉翁之意不在酒"，一场以种菜为题的聊天，不但拉近了法庭与群众的距离，更增进了原、被告之间的思想交流。
后者体现出来的司法形象、影响、权威等，与前者类似。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，可内在镶嵌地成为法律意义的对错解决程式的并置要素，且具有"催化推动"效用。
这个市场机制，如的确如此，则有何意蕴？ 至少可发现，司法者形象能较为顺利地反复再塑。[21]廉守信："难忘与老庭长办案"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07年1月31日，第8版。作为限定，我须指出，中国基层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，是和中国基层特定社区语言、群体感受、场合情景、表达习惯等密切联系的，也是与其相互对应、因此产生效果的。[13]虽然目前更为强调"人民司法"，如"司法为民"的理念，但伴随正规法学教育的发展，具有现代法科背景的人员不断成为法律人，进入司法领域，现代司法理念显然也在持续加强。
[12]这里非西方国家特别意指前东欧、前苏联等前社会主义国家。[49]一个实证研究，参见王亚新："农村法律服务问题实证研究（一）"，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2006年第3期，页3-34。[54]参见姚莉："司法公正要素分析"，《法学研究》2003年第5期，页3-23。司法者的"耐心"，作为当代中国基层司法的一个经验，[59]富有争议。
为何会有这种市场机制？我认为，因为被司法者时常具有隐蔽、潜在的心理期待：希望司法者表达某些关怀。但我已期待，从较低限度来理解这一经验的可能性。
事实上，不少司法者私下总爱讲述玩笑，展现幽默，或用"文学化"方式表达意思。当然，可能存在其他司法政治问题，其也需要分析，本文在此是初步的。
重视这种"文学化"，如果期待对法律对错的准确理解，则首先要求有能力辨别法律上的对错。一般说，进入诉讼，无论审判过程，还是调解过程，被司法者必定非常关注实质性的法律问题，及其结果问题的解决方案，其具有捍卫自己诉讼立场的强烈激励。因此，对被司法者，本文讨论的"文学化"的功能发挥，是以没有明显背离基本法律道理和生活道理作为前提。第二，如可以提出"被司法者隐蔽、潜在的期待"这一概念，则可以从新的角度，去理解"司法公正"社会建构的成功方式。而一旦司法者展开了"文学化"行动，则被司法者不知不觉面对了法律引导和"温和"引导的竞争，甚至有时更被后者所吸引。[41]Wayne C. Booth, The Rhetoric of RHETORIC: The Quest for Effective Communication, Oxford: Black-well, 2004, p. vi. [42]这是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宋鱼水法官事迹报道之后非常普遍的用语，意指在法律上充分说理。
参见波斯纳，见前注[10]，页440。这种寄语，有时附在判决书之后，有时单独成篇。
四、微观市场机制 对上述"辅助理解"、"辅助权威"功能的洞悉，依赖一个基础问题的澄清：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，其自身的"需求"与"生产"两者之间，具有怎样的关系？因为，进入司法时，进入者未必期待这种"文学化"，没有期待，也就没有需求。六、结语 结束之际，再说三点。
但通过司法日常话语"文学化"的作用发挥，当被司法者即时、不断地认可司法者的生动形象，进而即时、不断地认可司法者的权威及司法意见，并且感觉到平等、愉悦和温馨，此时，被司法者和司法者所理解的价值差异，被司法者之间的价值差异、利益差异（在面对司法者时），自然可能部分消融，甚至基本消融。于是，以此为基础，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从而调控、弱化纠纷各方之间的冲突格局。
众所周知，就审判而言，败诉一方总是不太认同法官权威及其司法观点。进而言之，颇为有意思的是，这种功能使其意识到，"以前是"而且"现在是"角色类似、相互合作的，总体上讲，正所谓"将心比心"。于是，除了前述"实用主义"的手段，特别地，还有本文将要讨论的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手段，也许包含了"可以协作"的结构特征，而从这种结构特征中，可以分析这种"文学化"所拥有的最为显著的实践依据。法官表现出来的耐心、同情等人格感动了当事人……正是在此意义上，本文讨论的"文学化"，或许具有了价值。
这是一种社会政治的迷惘。第二部分、第三部分，讨论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的两种主要功能及其细节机制，以及可能遭遇的批评，进而揭示对这种"文学化"进行研究的重要价值。
同时，被司法者的确信，也能使"司法公平"更为顺利的实现。这份材料，同样来自中国一位基层法官的"手记"。
参见广东法院网http://www. gdcourts. gov. cn/fgfm/hxj/t20060620_11150. htm，最后访问时间：2007年5月9日。[16]第三，法官使用了"相同角色并置"的对称叙述-提到双方都失去了最亲近的人-手法，经过移情效果，使祖母的感情活动成为相互性的，即在感受自己痛苦之时体验他者（自己孙子的母亲）痛苦，在体验他者痛苦之时反省自己痛苦，进而使祖母清晰地意识到，自己孙子的母亲和自己处于同样境地，让祖母容易转变最初想法。
因为微观，以及信息几乎可全方位地不断传递、交流，故一方面，司法者的"亲和打动"形象，较为迅速地得以逐渐丰满，如从风趣到练达，如从练达到机智，如从机智到"使欣赏者无法抗拒"……另一方面，司法者的"法律"形象与"文学化"形象，得以不断相辅相成。以制度环境论，英语国家的司法者，无需承担像中国司法者有时无法回避的政治任务，如和谐解决纠纷，尽力避免上访。因此，这些"文学化"起到了即使不是"使其豁然开朗"，也是"促其敞开心扉"的作用。[8]Ian Ward, Law and Literature: Possibilities and Perspectives, Cambridge: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, 1995，p. 15. [9]Peter Brooks，"The Law as Narrative and Rhetoric"，in Law's Stories: Narrative and Rhetoric in theLaw，ed. Peter Brooks and Paul Gwirtz, New Haven: Yale University Press，1996，p. 20. [10]参见（美）理查德oA．波斯纳：《法律与文学》，李国庆译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页334-401、405-409。
上述第二份经验材料中老庭长的情形，极为可能属于这种状况。而因为权威认同在司法中同样是根本的，决定司法制度的成败，"文学化"之"辅助权威"功能，尤其是辅助魅力型权威和理智型权威的相互结合，相对其他可能的功能（除了前面分析的"辅助理解"功能），又是基本的，最为重要。
[21]这里，法官的"文学化"行动，类似上述第二份经验材料。但上述三个问题可能是基本的，提示了某些方向。
当然，这些国家，同样也存在科学主义法律逻辑思想的强有力制约，[11]故司法日常话语的"文学化"成为学术盲点，有其缘由。人们熟知的针对司法的上诉、申诉、上访，包括缠讼，从经验层面上，已说明了这些。
